“卡夫卡是本世纪最佳作家之一，时至今日，且已成为传奇英雄和圣徒式人物；正如奥登在1941年说过的那样，就作家与其所处时代的关系而论，卡夫卡完全可与但丁、莎士比亚和歌德等相提并论。”
乔伊斯·卡洛尔·欧茨在《卡夫卡的天堂》里说的这段话，十七年前我初次接触卡夫卡的作品时就已经读到，因此给我的印象很深，几乎成了许久以来我自己对这个奥地利作家的认识。但是现在我想，除了强调被论述者的重要性以外，这里其他的意思好像都不无可以商榷之处，至少也需要有所解释。比如说，卡夫卡“所处时代”与另外几人是完全不同的，因此与时代的“关系”就肯定是两样，所以如果简单地“相提并论”恐怕反倒会误解了他。此外，“传奇英雄和圣徒式人物”这样的话加之于卡夫卡也需要被赋予新的意义，甚至是与原来这些话语大部分意义根本相反的意义。在另一方面，以卡夫卡作为二十世纪的代表人物恐怕有很多人不会同意。因为这个世纪在一个极向上有他，《诉讼》与《城堡》等的作者；在另一个极向上有科学技术与现代工业的高速发展。我们很容易把这两个极向分别理解为光明与阴暗，或者希望与绝望。如果我们说其中一个极向（卡夫卡）是另一个极向的产物，至少它们是在同步发展，我们迄今还很难说服所有的人。而第一个做这番说服工作的可以说就是卡夫卡本人。当然更深一层的认识（这也来自卡夫卡的作品）是，卡夫卡置身于这两个看似对立的极向之上，虽然他肯定不是光明与希望，但是仅仅以阴暗或绝望来概括他也显然是不够的。用卡夫卡的眼光看，这两个极向实际上很可能是一致的，这种一致性我们似乎只有用一个最不具一致性的词来形容，这就是“荒诞”。我想荒诞是穿越了希望与绝望，它是它们相互碰撞的结果，这并不是一个纯然悲观的东西；我们只是不能也不可能再像过去那样乐观了而已。
现代意识最重要的特点是非理性，所以它在实质上并不是与以往的各种意识不同的另外一种意识。荒诞也是如此，我觉得它更接近于感受。在不排斥其他人对卡夫卡作品各个方面意义的揭示的前提下（否则就有把他简单化之嫌），我心目中的卡夫卡与所处时代的关系显然不同于但丁一干人等，他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感受的先知。也就是说，他写出了他的感受，然后，我们所有的人在我们各自的生活以及由这些生活共同构成的整个历史演进中重复他的感受。对于我们一切都是新鲜的，———当然这种新鲜之感说穿了也是由于不再麻木而已；而对他一切都是体验过的。我们穷尽一生只是走向了卡夫卡。卡夫卡不能说是传统看法里的一株伟岸的树，但是大家都在他的荫蔽之下。我虽然称他为先知，这个人却显然是在我们当中，在二十世纪人群的队列里他可能是最先的一位，也可能是最后的一位。卡夫卡，我想也许他是这世界人散灯灭最后那个锁门的人。他写出了这个世纪所有的荒诞，除了这样一点外：在他写出所有荒诞以后我们还不能不继续着这种荒诞。这是他所不能写出的最大的荒诞。卡夫卡的很多作品都没有完成，在他临死之际还曾要求朋友把他写的东西“一点不剩地全部予以焚毁”，我总感到他最终意识到无论如何他也不能完成对于荒诞的描述，也就是说，他不能跳出荒诞之外，在荒诞面前他也是荒诞，他不是世界与历史的终极，我想这一切也许都是有关系的。
卡夫卡的作品中，我觉得最值得重视的是他最后没有写完的《地洞》。它好像比《变形记》，甚至比《诉讼》、《城堡》更纯粹。在这里已经不再借助于与外界事物的冲突（尽管那些冲突往往是莫名的），完全是对内心世界的描述了，而这才是我们真正无法面对和无法承受的。当那个不知名的动物守望着地洞时，作者写道：“我仿佛不是站在我的家门前，而是站在我自己的前面……”我因此想到其实地洞是一个人，而洞里的动物是他的思想。《地洞》是一部不可能叙述完成的心路历程。经历了探索、陶醉和周而复始的弥合之后，即使是人的思想也不能成为他的逃避之所，因为人间的全部荒诞实际上是来自于人自身。说到底不是你周围的世界荒诞，是你荒诞。人为自己所不安，所惊恐，——在我看来，在小说最后部分发出使那动物惶惶不可终日的奇异声响的也不会是他以外的任何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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